有些事情勿需多么深奧的經濟理論，以一般常識性理解就能夠想得通。比如，大到大型企業，小到小微個體工商戶，生意好了火了，賺錢多了，老板和員工，聘請來的頭頭和伙計們就收入多;如果生意不好，或者經營賠了，那么，聘請的頭頭們和伙計必然收入少，甚至僅僅維持一般生計。然而，就這樣一個簡單道理，在號稱已經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上市公司、國有企業中卻被扭曲了，卻讓百姓大眾、投資者越來越看不清楚，想不明白了。
　　近日，上市公司年報披露進入密集期，備受關注的企業高管薪酬情況也浮出水面。除了高管們的高薪引人關注外，還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部分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總額甚至超過了公司的凈利潤。
　　截至目前，A股市場已有約2030家上市公司發布了2013年年報。其中，方大特鋼董事長鐘崇武以1973.53萬元的薪酬領跑2013年度高管薪酬榜單(稅前)，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萬科A董事長王石分列第二、三名。另有多達575位上市公司高管去年領取薪酬超過百萬元。
　　在披露年報的上市公司中，至少6家上市公司管理層薪酬總額超過其當年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幅度最高的達83%。比如圣萊達、順榮股份和道博股份3家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超過其全年凈利潤的49%、47%和43%。此外，還有約120家上市公司凈利潤出現虧損，其中有不少虧損公司的高管年薪仍然維持高位。
　　這種情況幾乎年年出現，年年受到輿論“譴責”，而至今幾乎沒有任何改觀。2012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增速明顯高于上市公司凈利潤增速4個百分點。
　　高管薪酬增速高于利潤增速，高管薪酬總額竟然超過公司利潤，公司利潤下滑高管逆勢漲薪，公司虧損高管薪酬旱澇保收。這不說是違背起碼的經濟學原理、違背起碼的業績考核制度，而且違背了最基本的常識。
　　然而，自視甚高的高管們卻認為，企業家精神應得到合理回報與激勵，“市場化”的薪酬能激勵職業經理人努力工作，因此他們提出國內企業高管與國際同等規模企業高管薪酬要接軌。這完全是胡說八道、選擇性接軌，對自己有利的就接軌，不利的就強調國情。接軌是全面的，不僅接軌高薪，而且也要接軌懲罰和走人機制。業績達到目標就享受年度初期確定的薪酬待遇，業績下滑或者虧損就只能拿懲罰性薪酬或者直接走人。為何只接軌、只強調高新呢?
　　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國企里的高管們與業績約束性基本脫節，企業效益業績和他們的能力、素質或者企業的績效并不匹配。比如：國有大型銀行，走馬燈般更換董事長、行長以及其他高管人員，但是，企業運轉卻是外甥打燈籠—照舊。說明企業業績經營情況與高管層能力努力，即企業家才干基本沒有關系。而主要依靠的是國家信用和國家資源。
　　一個時期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銀行擠破頭改制上市。名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為高管撈取天價高薪。這不，今天一上市就拿著100多萬以上年薪，而昨天還是幾十萬。人還是那個人，今天與昨天身價卻天壤之別。上市的唯一變化就是高管們、高層們享受到了旱澇保收的高薪，而公司基本沒有多大改觀。
　　這種“奇跡”的發生是對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智商的極大侮辱。企業利潤下滑著甚至虧損著，高管高薪照拿不誤，而股價卻天天下跌，年度分紅基本顆粒無收。中小投資者欲哭無淚、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最令人悲催的是，目前中國股市的所有黑幕、不公等都基本由中小投資者買單。信息披露上的弄虛作假，欺瞞的是中小投資者;各種黑幕重重，是從中小投資者身上吸血;公司高管背離公司業績的高薪，最終還是從中小投資者身上揩油。
　　然而，中小投資者并不是任人宰割和任由欺瞞的。那些小伎倆早就被投資者識破。但是，弱勢的中小投資者在中國資本市場的惡劣環境中處于手無寸鐵的境況，基本是申訴無門、哭天無淚。
　　中國上市公司“奇跡”的發生和不斷演變，與其“親娘”的監管部門不無關系。這種情況這么多年了，為何沒有任何改變呢?監管部門哪里去了?聾了?啞了?瞎了?年年唱著保護中小投資者的高調，為何年年保護不了呢?其實，根本就沒有把保護中小投資者放在心上，倒是放在了口上。整天勾心斗角在油水最大的上市審批上爭權奪利，哪有心思保護中小投資者，哪有心思從根本上改善股市狀況呢?
　　自從郭樹清任證監會主席力推上市公司提高分紅比例后，而這項措施至今也已經杳無音信了。保護投資者利益，不從落實提高分紅比例，不從約束高管無節制、脫離業績享受天價高薪著手，怎么保護投資者利益?不完全是一句空話嗎?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審批制改注冊制作為資本市場改革的重點，而證監會一些人士卻說，注冊制改革不可能很快。顯然，是想把持住油水極大的審批制權力不放嘛。上市公司薪酬不合理甚至侮辱投資者智商，監管部門脫不了干系。
　　在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經貿系主任何維達看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不合理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不合理不完善，沒有充分發揮董事會、監事會對高管的監督和約束作用。一般來說，企業高管薪酬是和經營業績有關的，當企業經營不善甚至出現虧損的情況下，高管還拿高薪就說不過去了，尤其是國有企業普遍存在高管薪酬定得很高之后，能上不能下的情況;另一方面是上級部門監管不到位，證監會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和公司業績掛鉤沒有具體要求，國資委等部門對國有企業的監管也缺乏有效監督機制。
　　要通過完善公司治理，采取更加透明的薪酬激勵機制，使高管薪酬與經營業績完全掛鉤。在企業利潤增長的時候，高管薪酬可以增加;相反，企業業績出現下滑，高管薪酬也要隨之遞減。同時，應該建立更廣泛的監管機制，包括股民在內也可以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進行監督，不合理的薪酬即使發放了也應該被退回;此外，對于一些國企承擔了政策性虧損，國家可以給予適當補貼，但是不能把補貼通過各種形式補在高管的收入上，要明確規定企業高管收入不能因此而增長。
　　一些上市公司高管不是一直強調薪酬與國際接軌嗎?那么，薪酬約束也應該與國際接軌。不妨借鑒海外市場的經驗。此前金融危機期間，由于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毫無節制的薪酬慣例表示不滿，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出臺新規，給予上市公司股東對高管的薪酬待遇進行投票表決的權利，以此來增加對高管薪酬發放的審查力度。新規出臺后，包括微軟、蘋果等企業都曾主動表示要采納該“表決措施”提議。
　　總之，上市公司扭曲的高管薪酬體系亟待徹底改變。決不能讓高管拿大頭公司得小頭股民沒盼頭!

來自：中國建筑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