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這個大題目下，有的話講起來有把握，有的很沒有把握。我先從比較有把握的命題開始，這就是中國的城市化還有很大的潛力。
　　不妨先看幾個數據。2013年中國GDP中，農業的份額占10.1%，但同年農村戶籍口占總人口還高達65%。如果這65%的人口只分享10%的總產出，那恐怕天都會塌下來。幸虧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今天很多農村戶口的人已經進了城鎮，以工商為業，也常住在城鎮。這部分人約占總人口的17%，總數當在2億以上。減去這部分常住城鎮的農村戶籍人口，常住在農村的還有多少?6.24億，占總人口的48%。要是這48%的人分享10%的總產出，經濟也非常失衡。所幸很多人常住農村，但從事的是非農業活動，包括現在不少通勤人口住在農村，但每天到城鎮工作。這部分沒有很精確的統計，或可估計為占總人口的15%-20%。這樣，還有約30%的總人口分享10%的總產出。整體看，現在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依然有3倍之高。
　　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很大，本身是城鎮化的動力，因為人往高處走是不可抗拒的規律。這也是我們討論城市化問題的微觀基礎。特別是農村人口不斷更新，受教育的年輕人在增加，80后、90后、以后還有00后，他們必定會對這個差距做出反應，一定還會有很多人往收入的高處走。從這點看，說中國的城鎮化方興未艾，是滿有把握的。
　　如果不出大的差錯，農業占總產出的比例還會趨小。這不是說農業不重要，但需求方面有一個恩格爾定理，就是當人們的收入提高了以后，用于吃的開支比重會下降。可以看看發達國家，比如說英國也是一個人均1.5畝耕地的國家，耕地稟賦跟中國差不多，但英國現在的GDP當中農業份額僅占0.5%。中國的上海，GDP中的農業份額也已經是0.5%了。如果這個趨勢出現，更多人口成為城鎮的常住人口、戶籍人口，應該可期。
　　一方面人往高處走，另外一方面，不同的產業活動各有適宜的空間居住模式。農村住得非常散，因為技術基礎是光合作用，每塊土地都要種上莊稼，農民步行種地，還要拉上一頭牛，走不了多遠，只能靠近耕地居住。農村最小的居住點叫自然村，好像是自然形成的，其實是與傳統農業生產相適應的一種空間布局。工業的情況則不同，不需要那么分散的居住。工業開始依賴于自然動力，位置和規模也比較依賴河流或礦產，等到電力、長距離傳輸、運輸革命發生以后，工業人口就開始集聚和集中，而后來的現代服務業則可以讓人口更加集聚。所以產業結構的變化，會帶來空間居住模式的變化，從非常分散的、自然的、貼近耕地的居住模式，演變成集鎮、城市和大都市。這也提供了經濟增長、投資和再配置空間的機會。關于這一點，我相信有分歧也不大，中國在這件事情上還有很大的潛力，會經由城鎮化率的逐步上升來拉升內需。
　　那么，什么話是沒把握說的?在我看來，就是數目還非常巨大的潛在的城鎮化人口究竟會怎樣流動?會向哪些城鎮集聚?城鎮化不能只抽象地講，城市是有位置的。究竟集聚到哪個城市，哪批城市，在這個問題上還看不準。現在差不多所有的城鎮，都認為人口、投資、機會會到他們那兒去，所以現在幾乎每個城鎮都在大干。
　　這里含著一個假定，似乎只要我們這個城鎮夠級別，人就會來，只要把縣變縣級市，變成地級市，最好再升格為副部級城市或計劃單列市，人就一定會來。但是在經驗上，人口流動、集聚到哪里，與那個地方的行政級別不完全有關。同樣級別的城市，有的非常“招人”，有的就是使出渾身解數，人家還是不去，或去得不那么多。
　　拿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數字的變化來看，十年之間，全國600多個城市的人口，有的負增長，有的零增長，有的高速增長。上海在2000年-2010年間，常住人口增加了38%，一些靠近上海的城市，蘇州、昆山等地，增長了40%。但是稍微遠一點的，如鎮江十年人口增長7%，年平均只有0.7%，中心城區人口是減少的。有個小組最近在開封做研究，說開封那10年的人口增長幾近于零，其實就是人口外流。
　　但現在行政主導的城市體制，每一級都在發動“城鎮化”，大家相信一條“定理”——只要上基礎設施，搞公共服務，人就會來聚。這個定理看來還要檢驗。早期是對的，因為在極度缺少基礎設施的時候，哪里建，人口就到哪里聚。但現在情況已有變化。很多地方大修基礎設施，“超前”很多年還是不吸引人，空空蕩蕩。投資要算回報的，現在各個城市投資的邊際回報率差別很大。怎么可以忽略這個力量呢?誰忽略它，就會受到經濟規律的懲罰。
　　房地產投資也集聚。我看到行內的估計，整個房地產投資有一半集中在不到50個城市。全球也有這個特征，全球房地產總投資的一半集中在30個城市。對這個集聚之勢恐怕還是要認頭，因為不是農業文明了，不是每塊地都一定能變成中心的。現在的問題是很多城鎮不認這個頭，就要把自己這個地方建成世界中心，就靠把架構拉大，就靠多征地、高強度投資、上項目，反正拿烏紗帽壓，“不換思想就換人”。現在就是這個矛盾沖突。實際的人口流動不聽這個，經濟資源的集聚也不完全聽由行政力的擺布。
　　像浙江義烏，不過一個縣級市，涌去了多少人?憑什么，不就靠近鐵道線嗎?不就是個縣級市嗎?鐵道邊上的縣級單位多了去了，要承認人往哪里聚的學問非常大，流動的要素像水一樣，水無定勢。別認為著急慌忙給他們發個保障房就可以把人留下，人家還不一定都留下。究竟哪些走，哪些留，最后聚到哪里，未來星羅棋布的城鎮究竟怎么分布，我們現在對此所知甚少。真正有把握的話，還沒有幾句好講。
　　問題來了：對涉及面甚廣、影響因子很多、所知甚少、沒把握或不完全有把握的事項，選什么體制來應對?用經驗來說，用集中權力、自上而下發布命令的體制一定會輸得很慘。不是說計劃體制完全沒有優勢，目標單一又明確的事務，譬如要打仗，戰時經濟差不多都是指令計劃經濟。但是，和平時期要滿足多重目標，資源配置與協調需要的信息量太多，集中處理就相形見拙。
　　城市發展比工業生產更為復雜。政府在城市化和城市建設、管理中當然要起重要的作用，但政府尊重市場規律，是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關鍵。城市經濟里各種相對價格的變化包含大量信息，也決定性地影響人口流動和集聚的去向。如果城市領導人對市場相對價格知道太少，大權在握就下命令指揮，非要與市場對著干，結果就很難經得起長期經濟發展的檢驗。加上我們的體制尚在轉型，市場化改革遠遠不到位，所以就容易形成很多資源錯配。
　　出發點都挺好的，誰不想把自己的城市建設好?憑什么就是一個大上海?為什么我們這個城市就不行?既是人之常情，也是經濟發展一個重要動力。但是愿望要受規律的制約，我們現在對城市文明的很多規律所知甚少，比如聯合國人居署署長CLOS　Joan先生講到過一個指標，說比較適宜居住的城市，一平方公里要有80個路口。其實他當過市長的巴塞羅那，是歐洲非常適于人居的城市典范，它的密度是靠建筑布局好。我查過，巴塞羅那一平方公里有103個路口。浦東多少呢?農村區不算，17個。北京市的北部城區只有14個，差了一個數量級。所以現在很多城市修的都是“馬路”，那是走馬的，不是“街道(street)”，不是讓步行的人可以方便行走的城市街道。不便利的城市怎么生活?好像都是用來游行檢閱的，大馬路又寬又直，壯觀而過癮，但生活在里面的藍領、白領、金領、服務業的，他們的生活就不便利。
　　今年1月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問，零下20度。我走了很多紐約的街道，兩個路口之間僅一分鐘步行時間，大道和大道之間也就兩三分鐘。開始不理解，為什么搞那么密，得投資多少修街道和設施，后來才明白這“格子化”的城市布局，土地賣得最好。為什么?小街區中間的地塊也便利，可以有更多的商業設施，是密度的另外一型。而帶來的問題，是城市公共空間不夠，不夠大氣。全是小街道做商業很好，但是城市還得有市民精神。后來到曼哈頓，從第59街開始，也是受到19世紀中葉巴黎大改造的風氣影響，市中心來一個800多英畝的中央公園，周圍配了很多博物館、文化設施，紐約大氣起來了。

來自：中國建筑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