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無錫試點建筑垃圾統一清運 防止擅運、偷倒

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將進退維谷

長的三駕馬車，出口，投資與消費。首先從投資角度來探討，基于未來社會或者我們與歐美社會現狀或者我們對科技的理解與運用，中國投資從空間來說，一如目前掀起的京津翼一體化，短期內這種區域政策，首要帶動的投資是基礎設施投資，基礎設施投資可以算作是凈新增增量，但房地產投資會呈現出不一樣的情況，房地產投資會有個此消彼長的相互抵消過程。即北京人到了河北，河北的房價漲了，北京的房價會不會跌?其次是其他區域人繼續涌入北京，北京房價不漲，其他區域流失的購買力會不會導致流失區域的價格下跌?在人口不能凈增長的時候，人均住房面積超越25平米的時候，房地產投資會不會是一場轉移投資，而不是如前十年一樣是新增凈投資。如果是轉移投資，那么房地產投資帶來的增長就在相互沖銷中，會最小化。基礎設施投資中，城市基礎設施投資的擴大，導致城市結構不均衡，會不會導致原有城市投資運行效率的低下，進而加速原投資的折舊，如果如此，那么基礎設施投資的凈增量也不盡如人意。當然這里面還有全國范圍內的新興投資，即信息工程的投資，但全國信息工程投資能貢獻多大的產值呢?剩下就是工業投資，在中國工業競爭力萎縮的情況下，工業低端轉移的不可避免，讓現目前已經趨向于飽和的工業生產增加增量無疑是一種雪上加霜的行為。從這個角度來說，工業投資的效果最后可能是轉移投資或者替代投資。年年投資，但社會基本無凈增增量。假定這一切相互沖銷以后，還會出現凈新增量，中國區域改革還有幾個具有京津翼的潛力，在所有人認為50%城市化數字偏低的時候，現實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城市化已經偏高，因中小城市無力創造出就業崗位，對于新增城市人口來說，他們沒有具體的謀生方式和手段固守中小城市而帶給他們的生活源泉。即便城市化還有上升空間，那么其他哪個城市還具有京津翼一體化的潛力和吸引力，回答顯然是否定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區域改革，盡管還有投資空間，但顯然已經潛力不大。最后還有農業投資，這里面的悖論是大規模農業人口一旦轉移，那么農業投資的空間在哪，前幾年農村投資的主要角度在農民住房的改善，首先是農村住房改善的第一二輪基本完成，其次是農村人口轉移過程中，剩余資產處置問題將大大削弱農村房地產投資。而真正的農業投資，是沒有多少空間和空格的。其次探討出口，出口是未來有最大空間的增長，這是看好中國經濟唯一的增量來源，原因在于中國出口在調整結構中，一旦出口現代服務業，那么中國出口產值將迅速提升。很顯然出口一個優秀足球運動員的產值，相當于一個工廠甚至十個工廠一年的純利潤。盡管未來中國的制造業會相對萎縮，但中國第三產業的出口會將出口增量迅速堆積到一個高度，只不過這個時間節點，在近10年過程中，能否逆轉，難度太大，從傳統出口來說，這個十年能夠不負增長，已經是一種奇跡。剩下就是消費，探討消費是個最悲觀的答案，在未來十年中國房地產泡沫破滅將消滅80%以上的中產，悲觀的情緒與氛圍會嚴重影響到消費的信心，其次是消費結構分層，中國除非在未來允許社會結構出現異化，即承認富人消費的特殊性(賭博與性，抑制仇富情節即奢侈品消費)，那么未來中國消費也看不到出路。大量的低端消費，堆不起中國目前消費的龐大基數。如果允許富人的消費特權存在，那么消費總量或許會有增長，但結構性均衡又會被破壞。而結構均衡失衡以后帶來的社會效應和政治效應，目前難以估量。因此從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與一二三產業的角度來說，未來中國經濟都難以看到增長的曙光。　　3、　　本節我們要探討的是支柱產業在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增長中的貢獻。中國支柱產業按照產值來說，主要有金融和房地產行業。我們首先從房地產行業開始，中國目前房地產行業，盡管產值弱于金融，但影響力已經大大超過了金融。可以說目前中國經濟就是一場建立在房地產支點上的杠桿經濟。而房地產支點的問題則在于居民的貨幣總額與杠桿系數的運用與安全性問題。從購買力角度看中國真實的財富角度，中國居民儲蓄總額為41萬億，負債總額為19.8萬億，即中國居民凈財富余額為21萬億。按照13.7億人口計算，人均財富為1.53萬人民幣。如果按照經濟正常情況下，居民只需要6個月生活余糧來計算，每月月均消費按照2000元計算，中國居民人均還剩余3300元可支配的財富余額。按照中國城市房價均價6240元每平米計算(2013年全國房屋銷售總額除以總銷售面積)，那么人均可以購房面積僅為0.5平方米。也即扣除強行城市拆遷以后，全國能夠凈增的新增住房購買面積不足7億萬，還不足2013年全國銷售面積的60%，如果我們把基數在放大道人均抱有存款8000元，人均可供用于購買住房的金額為7300元，那么也僅夠購買15.5億方，相當于2013年大概大概14個月的水平。這里我們還沒有計算居民其他負債的速度，在2013年居民的儲蓄和負債的賽跑，第一次烏龜跑在了兔子的前面，即居民新增存款總額大大低于居民負債總額，故事就此結束了么，兔子還有機會跑到烏龜前面去么?經濟學對需求的真實定義的充要條件是購買力。沒有購買力，一切需求都是空中樓閣，所以在購買力面前，請切記不要談城市化，那只是皇帝的新裝而已。如果兔子沒有機會重新翻身，那么房地產市場未來的潛力也就僅此而已。關于房地產我們還要探討馬上將面臨的問題，當前房地產泡沫處于崩潰的前期，如果你不相信崩潰，那我給你建議就是你自己身體力行，多買房子。當前房地產市場一旦出現崩潰，第一個后果就是人民幣短期短期，人民幣需求上升，進而推高人民幣的價格，那么也就是人民幣重新回到升值的空間去，而人民幣升值會讓原本就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制造業更加雪上加霜，大量的企業被迫又回到倒閉的狀態去。房地產市場的低端購買力會因為失業而瞬間流失。截止到目前，我們對房地產市場都是探討的剛需，接下來我們要探討房地產行業的金融屬性，按照最保守的中國人行出來的數據，中國房地產的杠桿系數為1.13左右(100萬億左右的市值，僅有13萬億的貸款)，中國房地產還有足夠的杠桿空間。但房地產能夠得到所有投資客的親賴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杠桿基點的作用，即一個人可以用30萬現金購買100萬的房子，貸款70萬，這70萬貸款可以給銀行每個月創造將近2000左右的利息(年息7%，月息0.58%)，銀行可以用這2000的利息支付企業存在，并將利潤再次變為貨幣基數放貸，從而推動貨幣杠桿的前進;而購房者則可以這套按揭房的首期貸款用于抵押二次貸款繼續貸款。購房者可以將貨幣杠桿高放到1:9的的倍數，如果采取資產證券化，銀行可以把按揭的款項打包成證券銷售，那么杠桿的倍數將不低于購房者(過程太長，技術太復雜，筆者不能窮盡)。顯然房地產的杠桿，至少結構上會有很多不安全因素存在，即存在著結構上的超高倍杠桿，而一旦剛才我們距離的100萬的房子價格下跌20%，這顯然不是一個極端價格的下跌，那么購房者實際的杠桿倍數直接乘以2，即變成反向的20倍杠桿，即房價下跌20%對經濟造成的負面沖擊將是直接200萬的沖擊。購房者一旦違約，那么銀行的反向杠桿將受到牽連，假定與消費者同樣的杠桿，那么銀行也將有200萬的資產受到沖擊，也即100萬一套的房屋，會影響到經濟領域400萬資產的安全。在自由經濟市場中，25%的份額就足可以控制整個市場，所以盡管結構型市場的總比例不會太大，即有毒資產占社會總比較小，但影響卻可以致命的原因。在回過來我們說人民幣升值以后，國外熱錢進來套利會選擇什么資產，很顯然房地產作為一種信心經濟的結構性穩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他還是會影響到房地產升值的空間，也即核心區物業仍然具有保值的功能，但在通縮的背景下，保值這個概念本身就不成立。如果熱錢進來首選目標應該是股市與中國金融領域的其他行業。如果股市大規模上漲會不會造成資金外流進入樓市在雙向螺旋上去推動股市繁榮，這個概率的可能性并不大，原因在于資金要撬動樓市這個已經越過百萬億的龐然大物，顯然力不從心。美國上個世紀60年代，股市上演繁榮的蕭條就是例證。　　4、　　我們再看金融業，這是筆者目前最看好的行業，金融業的出路在于人民幣的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以后，會帶動相關金融服務業的繁榮，而金融服務業反過來會刺激金融業的繁榮。一方面人民幣的絕對數量并不少，其次是金融業依托的杠桿多元化，除開現代服務業以外，實業也會成為金融業的杠桿。即中國大規模的私募資金興起，將改變中國傳統實業經濟發展的軌跡和路徑。未來中國將全面走入資本型經濟，即一改傳統中國的做得好，所以賣得好，然后有利潤，可以擴大規模，再聘請優秀人才，做的更好，賣的更好的邏輯為，有最多的錢，請最優秀的人，做最優秀的事，賺最大的利潤的邏輯。如此則中國就完成了市場對資源的主要配置權。其次是基于國際博弈，盡管中國會遇到很多困難，但和競爭對手比，中國目前應該還不是最糟糕的，未來中國在國際上具有更多話語權不是因為中國發展的更好，而是因為競爭對手更糟糕。基于中國的國際信用的提高，人民幣國際化會是一種必然。但這或者是更遠的未來，在近10年之內，中國金融業將面臨的是起步的風險與暗礁，中國農業社會的思想屬性(順從與接收)，將是中國金融業發展最大的障礙，而沒有經歷過慘痛的失敗，中國要想在金融業有所作為幾乎不太可能。也許未來十年將是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光交學費的時候，如果用這個角度來衡量，盡管未來的未來，金融業將一片光明，但目前這個十年，金融業卻是暗礁累累，步履蹣跚。　　5、　　放開第二胎的人口政策能拯救中國目前的現狀么?這個回答顯然是否定的，第一是中國目前居民總數基數已經太大，放開二胎政策帶給社會的沖擊，短期還很難評說優劣;其次是人口是財富的基石，但那是未來十年以后的事情，當前中國經濟的問題，即便二胎放開，經濟也取決于他父母的消費能力，而我們前面顯然已經解析了他們的父母的現狀。　　6、　　中國政府有能力創造奇跡么?這里筆者要從反向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改革首先在于政府承認自己無能改變經濟的現狀，轉而尋求市場的幫助，也就是政府以放棄話語權與權威的角度去尋求市場的幫助。不管在民主政府還是在專制政府，只要政府有能力解決問題，那么政府絕對不會將自己的權利旁落，任何一個群體都天然帶有壯大自己的實力的想法，即主動成為弱勢政府的政府，則古今中外歷史上都是看不見的。既然政府已經承認自己不能解決這些問題，那么社會的期望成立的依據在那呢?其次是政府顯然通過放權讓市場自行啟動，如果市場無權威，那么市場將無能為力，如果市場有權威，那么政府很大程度上在話語權方面會無能為力。因此未來中國經濟再指望政府是不現實的，我們只能寄望市場自身的繁榮去帶來繁榮。　　7、　　最后要探討互聯網與文化產業。從目前來看，世界經濟由科技主導，但當蘋果出來以后，科技走向本身就是一個謎語，即人的物質生活已經接近極限，那么經濟的增長來自那呢?科技自身的迷失，勢必會引起經濟的迷失。從這個角度來說，筆者的觀點是世界前200年人類在物質上的日新月異到了今天將有可能掉頭，重新走上精神世界。當物質已經滿足的時候，經濟的增長我們就只能從精神方面去尋求。作為載體的科技已經窮盡，那么承載載體的內容必將再次興起。這點恰恰是中國經濟的強項，自娛自樂是中國幾千年歷史走到極致的一種表現。但從精神領域來看，中國傳統的書畫領域的回歸，將是一種趨勢，其次是茶產業也關聯領域的瓷器紫砂的復蘇將是一種張力，至于體育中國未來將扮演全球足球的重心或者中心，這給我們的國家隊沒關系，只給經濟有關系。而對于其他文化來說，電影或許有一個春天，書籍的重新崛起，也即作家群體的出現，將是一種可以預見和判斷的未來。總之未來中國社會會在玩的世界主導潮流。但這些領域無一是短期可以見到成效的，在政治放權過程中的顛簸，將決定了這十年中國將不會在上面領域走的太遠。因此短期增長的概率并不太充分。　　8、　　中國的中產階層是否是未來十年可以寄望改變中國經濟增長的希望?這個回答顯然是否定的，從房地產熱到今天社會思潮的大字報方式。中國建國幾十年對整個民族損傷最大的就是國民人格的獨立性，在今天的所有表現無一不是國民奴性的典型表現，中產在這點上概莫能外。奴性的國民性格只具有服從與向前的能力而不具有反思與回頭能力。中國的房地產熱，根本上也就是中國的中產推動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中產是房地產熱的最大受益者，但恰恰是因為過于收益助長了他們的貪婪與強化了他們的弱智與無知的思維方式，斷送了他們回頭的能力，盡管中產在房地產熱的今天財富積累是碩果累累，但他們也是中國居民負債的核心群體，當房地產泡沫一旦破滅以后，中產的賬面財富將迅速消失，消失的財富并不是中產沒落的核心原因，核心原因在于他們一旦失去財富以后則只會怨天尤人，一蹶不振。中國的中產已經缺乏了那種勤奮，智慧的基因。這與中國80后群體的普遍不動腦筋形成一個粘合劑。中國現代中產與古時候的諺語是反向生存的，他們是生于安樂死于憂患。而他們要瞬間轉變這個思想觀念，顯然也不太實際。從這個角度來說，未來十年中產與85后這一代人要支撐中國經濟增長，顯得太過于力不從心。　　9、　　這篇文章有點罵天罵地罵人罵自己(盡管文中沒有明確罵自己，但自己也是這社會中普通一員)。挫折和苦難，從來都是幸福的孿生兄妹，當然幸福的孿生兄妹也是挫折和苦難，從80年到今天，中國社會走過了太過幸福的30年，歷史允許我們在安樂窩中幸福到老死么?盡管對于未來中國前景看好，從歷史周期角度來看，中國未來一定是蒸蒸日上，但并不等于中國每天都會蒸蒸日上，也不等于每個人都幸福安康，從歷史來看，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以后，中國社會都面臨過大的社會調整，在唐朝貞觀之治以后，還迎來一次開元盛世。但更多時候，鼎盛之后都開始走向緩慢的衰落，衡量中國社會的繁榮是否到達頂點，站在今天世界現實的角度來說，中國沒有蓋過美國成為世界NO1的時候，中國社會均會出現爬坡行情。所以筆者以極其樂觀的歷史主義觀點來看待未來。但卻又以現狀謹慎悲觀來對待今天。所以如果哪位諸君有興趣看本文的話，盡量不要罵天罵娘罵作者。   來自：中國建筑新聞網

吳其倫：畸高房價下 高層不會救樓市

中央高層批各地自貿區一哄而起 申報流程被叫停

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這樣的表述，讓不少地方產生了聯想。于是，“自貿區”開始成為繼經濟特區、綜合改革試驗區以及保稅區等之后，又一個深受地方政府青睞的新平臺。　　據不完全統計，在2014年各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寫到要申報自貿區的有20多個，這還不包括廣西憑祥沿邊自貿區，長沙文化創意自由貿易區國家試點等。然而，與地方的熱情高漲相比，中央的態度一直較為謹慎。此次叫停，更是讓第二家自貿區的審批在短期內難見下文。　　“在等待總結上海的經驗。”接受本刊記者采訪中，商務部國際貿易與經濟研究院院長霍建國認為，目前上海自貿區正在積極推進各項試驗內容，包括出臺調整后的2014版的負面清單，鑒于有些開放的內容及制度創新的模式還有一個落地的過程，所以目前尚難總結提出可以復制推廣的成熟經驗，因此設立新試點的條件還不成熟。　　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各方在設立自貿區的意圖上大相徑庭。　　“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舉措，自貿區不是‘政策洼地’，而是制度創新的‘試驗田’。但從現實來看，一些地方追求的還是跑馬圈地和優惠政策這一套東西。”上海自貿區方案設計的參與者、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總裁、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主任王新奎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強調，這樣的思路不僅不會讓中央動心，而且恰恰是中央所反對的。　　“國家設立自貿區，旨在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但目前看來，不少地方其實并未真正準確把握中央的用意。”上述權威人士談到，中央高層之所以緊急叫停各地的申報行為，就是要讓地方好好冷靜一下，仔細琢磨體會中央的良苦用心，“如果只是單純地建幾個貿易園區，國家還有必要如此大動干戈嗎?”　　一哄而上為哪般　　越來越長的自貿區申報名單，很容易使人聯想起上世紀90年代初興起的“開發區熱”。借著鄧小平南方講話的熱潮，自1992年開始，在短短幾年時間里，各地興辦的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經濟合作區、出口加工區、外商工業區、貿易保稅區、金融貿易區等區域經濟開發模式大量涌現。　　據統計，至上世紀90年代末期，全國除由國家部、委、辦批準的開發區達近200個之外，各省、市、縣批準的開發區數目高達6000余個。盡管大部分開發區在改革開放中發揮了巨大的正面帶動作用，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條件不成熟的開發區匆匆上馬，結果留下了不少至今都難以解決的后遺癥。　　更高標準的自貿區，顯然不能再一哄而上、重蹈覆轍。“高層一再強調，要把防控風險作為重要底線，要在建設自貿區全過程都掌控好風險，努力排除一切可能和潛在的風險因素，這說明自貿區的試驗是有很大風險的。”在王新奎看來，高風險意味著高標準，全國來看，當前真正能夠符合“試驗田”標準的地方屈指可數。如果違背經濟規律地盲目建設，后果可想而知。　　“盡管并沒有明確規定，但外界對于‘若干’通常理解為不超過十個。”霍建國也認為，中央對上海自貿區的建設試驗有其獨特的定位和戰略考慮，三中全會文件表述得十分清楚，即在推進現有試點的基礎上，選擇若干具備條件的地方發展園區或港區，所以應正確理解條件是什么。　　霍建國認為，首先應具備一定規模的國際貿易、服務貿易、投資領域的發展條件，才能考慮建立自貿區，所以各地不應盲目攀比，“未來新的自貿區應該對周邊經濟發展有帶動作用，如果自貿區建起來后，只對本地有好處，經驗不能復制，那么，它的試驗價值就大打折扣了。”　　不僅如此，從以往的教訓來看，如果自貿區項目過多，就會加劇競爭。而在壓力之下，各地往往會本能地加大政策優惠力度，形成“政策洼地”，從而將制度創新這一自貿區設立的初衷拋之腦后。　　對于這樣的形勢，地方并非毫不知情，但似乎依然阻止不了申報的熱情。“這一輪開放的‘班車’，無論如何不能再落下。”采訪中，一位西部地區地方官員的表白，既顯示出各地方申報自貿區的急切，也透露出本輪自貿區熱背后的緣由——除了高調宣布追求改革的姿態，更多則是“排隊占位”的攀比心理。　　“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起碼在新一輪的開放平臺上不能落后于別的地方，這是現在不少地方的真實心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向本刊記者表示。　　采訪中，商務部國際貿易與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也向本刊記者表示，以前探索改革開放設立特區、開發區，建試點的經驗表明，試點的地區往往發展快，而且不光當地受益，地方官員提拔也快，“因此，在此次自貿區申報熱潮中，依然充斥著唯恐落于人后、將來在政策上吃虧的思維。”　　不可“穿新鞋走老路”　　為了能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各地可謂下足了功夫。一方面，頻頻到北京“跑部”，“拜訪溝通”，以求得各部委表態和答復;另一方面，在各個場合強調自身的“特色”和“優勢”。　　例如，作為毗鄰日韓的地區，青島強調的是中日韓合作;而漁業資源豐富的浙江舟山則強調海洋經濟;與臺灣一水之隔的廈門主打的是“對臺自由貿易園區”;靠近東盟的廣西試圖打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連接中亞的新疆則正在討論設立“中國-中亞自貿區”;重慶則希望自己成為內陸地區對外開放的高地，因此申請成為“內陸自貿區”……　　張燕生評價道，結合本地優勢和特色謀劃自貿區發展思路無可厚非，“但從一些地方提交的申請報告來看，基本上還是過去多年模式的重復，仍舊停留在開發區、產業園區建設的層面上，沒有多少新意。”　　這并非個別觀點，采訪中，針對前一階段的自貿區申報熱，專家們的最大指摘，便是一些地方仍在“穿新鞋走老路”。“至今還沒有搞清楚自貿區究竟是什么。”王新奎感慨到，當前一些地區的思路很“幼稚”，就是“先拿到審批方案，再搞到一大片地，接下來大興土木、招商引資，弄出一個新區來”。　　在很大程度上，這或許是習慣使然。長期以來，許多地方一直十分迷戀所謂的“特區經濟”，習慣于以優惠政策、特殊待遇為導向進行園區建設，偏好于依靠搶投資、拉項目、圈資源來推動經濟增長。在自貿區正式登臺之后，又有不少人將之當成了新的“開發區”。以為有了它，就可以獲得國家優惠政策，投資自然源源涌入，地方經濟就會迅速騰飛。　　特別是面對當前經濟調整大背景下的現實壓力，給了地方更多“要政策、搶優惠”的“動力”。去年至今，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緩。今年一季度，有27個省份GDP增速回落。面臨壓力，如果能憑借自貿區的“東風”，拉動經濟增長，對許多地方而言，無疑是一個充滿誘惑的選擇。　　因此，一些省區市負責人甚至直言不諱把申報自貿區當成新一輪“政策洼地”和招商引資的“利器”。“這明顯與中央的初衷相背離。”王新奎表示，中央對自貿區建設的要求很明確，就是以開放促改革，挖掘改革紅利，激發市場活力，在沒有特殊政策和優惠政策的情況下，尋求經濟增長的動力。　　“拼政績、要政策”的老想法，顯然與中央設立自貿區意在破舊立新的戰略意圖背道而馳。　　當然，作出改變并不容易。即使是上海，在反復修訂自貿區方案的6個月時間里，也經歷了非常艱難的轉變過程。從側重制造業投資準入到解決服務業的投資準入與服務貿易的便利化，從一開始希望有一些優惠政策到最終中央要求營造一個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思路上的轉變堪稱巨大。　　“改革未必一定要掛牌子”　　據本刊記者了解，盡管被暫停，但自貿區申報的大門并未徹底關閉。　　“中國幅員遼闊，每個地區經濟特征和發展優勢不同，各地在國家發展戰略中肩負不同的使命。”按照霍建國的理解，只要上海的可復制經驗比較成熟，各地的方案又有較強的說服力，對帶動未來的經濟增長和對外開放有較強的促進作用，最終應可以考慮結合不同地區特點設計不同的自貿區進行試驗。　　“對于地方而言，關鍵是把握好自身的發展優勢，定位好自身的發展方向。”他談到，“既要體現出改革和制度創新的內容，又要從各自的實際情況出發，從省情、區情以及各個地區不同的比較優勢、把握好各自所處的發展階段，以及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位置及突出作用，進一步細化和完善試點方案，這樣就可以在全國陸續形成一些改革試點地區。”　　在他看來，現階段自貿區的推廣試驗不僅要更快地探索出一套有效的改革經驗，同時還應帶動經濟發展。　　“更為重要的，則是國家從整體利益的角度加以平衡，要考慮到各地監管、調控的能力有多大，也需要一個開放次序的統籌考慮。”因此他認為，對于中央及有關部門而言，現在需要做的，就是在總結上海自貿區運行經驗的基礎上，盡快從全局的高度推廣出一個指導性的意見，讓各地對全國下一步可能推進的自貿區規劃有一個總體的了解。　　當然，禁令解除之前，地方政府依然可以大有作為。“改革未必一定要掛牌子。”霍建國強調，地方若要追求改革與發展，未必非要設立自貿區，“地方的熱情可以理解，但與其把寶都押在自貿區試驗上，還不如因地制宜地提出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方案。只要突破了束縛，解決了發展活力問題，也能達到同樣的目的。”　　在其看來，如果地方能在自己的權限范圍內把能做的簡政放權都做好，減少地方管轄的審批、改進服務，也屬于改革和制度創新的范疇。   來自：中國建筑新聞網

發改委調研東北經濟 近期將出臺10大振興政策

進東北振興的重大創新工程，實現體制、機制的創新，為重要內容。　　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黑龍江省經濟增速為4.1%，居全國末位。吉林、遼寧的經濟增速也分別只有7%，7.4%，整個東北三省經濟增速為全國四大經濟板塊中最低。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綜合研究所負責人衣保中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東北經濟的振興很難在短期內做到，像民間資本薄弱、經濟結構轉型慢等問題的解決，還是要靠市場化推動。“歸根結底，還是需要深化改革。”　　東北經濟再度放緩　　從“十一五”時期到“十二五”的2012年，東北經濟一直快于東部。但是到了2013年，東北經濟增速開始慢下來。　　以2013年為例，黑龍江經濟增速為8%，僅僅高于京滬的7.7%。吉林只有8.3%，低于廣東8.5%增速。遼寧經濟增速為8.7%，相比山東、江蘇的9.6%、福建的11%存在較大差距。　　而今年一季度，東北三省并未走出低增長態勢。　　對此，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范恒山在5月28日的區域新聞發布會上指出，在新的形勢和環境面前，東北的經濟又出現了增速放緩的狀態，經濟下行的壓力增大，面臨著一些風險，所以進一步推動東北地區全面振興的任務又擺在了面前。　　據了解，今年東北經濟放慢，與工業放慢、投資放慢等關系密切。　　以黑龍江為例，今年3、4月規模以上工業增速分別為0.7%、0.9%，且一季度工業首次出現負增長，為-2.2%。 同時， 黑龍江一季度投資下降25.9%，第二產業增加值同比僅僅增長0.9%。　　對此，黑龍江省政府曾分析，這與能源等產業有關。過去10年間，能源工業占黑龍江規模以上工業比重最低為53.8%，最高為72.9%，能源工業增速最低為6.3%，最高為13.1%，但2013年僅增長0.1%。　　據悉，能源工業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50%左右的大慶，今年一季度工業也出現負增長。黑龍江省社科院學術委主任曲偉指出，黑龍江屬于資源逐步枯竭型省份，大慶的油田區域枯竭，早已不能再大量開采，需要新的原油來源。　　范恒山在上述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東北看起來是工業下滑和投資下滑。從深層次的原因看，我們覺得東北地區的振興發展還是有一些體制性、機制性、結構性的問題，所以我們需要加快形成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和可持續發展機制。”范恒山說。　　振興措施將出臺　　記者了解到，面對東北經濟放慢的態勢，國家發改委東北司制定了《近期支持東北地區發展的十個方面政策舉措(草案)》，預備從多個方面，解決目前經濟增速大幅放緩的問題。　　此前5月23日至24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林念修，為了籌備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暨工作會議，研究分析當前東北經濟形勢和東北振興有關問題，專門帶隊赴遼寧省開展了專題調研。　　國家發改委東北司此前也起草了《東北振興重大創新工程組織實施方案(草案)》，并征求多地意見。　　有知情人士透露，實施東北創新驅動發展，將是支持東北地區發展10個措施的重要內容。　　此前，原草案對重大創新工程的界定是以技術創新為主，兼有管理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還對重大創新工程的選擇標準、選擇方式、資金支持等方面做出了初步規定。　　范恒山認為，下一步研究東北振興的措施，應該在7個方面，　　一是進一步深化改革，推動各級政府轉變政府職能，深化國企改革，扶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最大限度釋放改革紅利。　　二是要加快產業轉型升級，進一步發揮科技創新的支撐作用，提升傳統產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特別是推進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融合發展。　　三是提升城鎮化的質量，完善城市群和城鎮布局，提高城市綜合功能，還要加快城區老工業區的改造，推進資源枯竭城市轉型和獨立工礦區改造搬遷。　　其他的還有加快發展現代農業，提高糧食生產能力，繼續推進棚戶區改造等重大民生工程，加強森林、草原、濕地等重點生態區的保護，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等內容。　　黑龍江省社科院學術委主任曲偉認為，國家對東北地區的支持應該以反梯度的傾斜模式，在稅收、金融等多個方面給以支持。　　另外，“在保障全國糧食安全方面黑龍江貢獻大，國家應該加大補償。”他說。   來自：中國建筑新聞網

油漆或使人記憶和認知衰退 影響長達50年

城市青年住房焦慮 沒房子已影響晚婚晚育

房：無奈啃老，生活質量“回到五年前”　　擁有在一套住房，是許多在北京打拼的年輕人的夢想。但真的在京買房后，高企的房價卻讓不少家庭背負巨大負擔，生活質量不增反降。　　調查顯示，有近五成的青年希望在父母的支持下貸款購房。面對“啃老”的聲討，有被調查者說：“用爸媽的錢買房，是我們這代人面對高房價的無奈之舉。”　　來自山東的王鑫，2009年來到北京工作。去年，他在父母的幫助下貸款買了一套燕郊的房子，雖說沒有市區的貴，但每平米過萬的房價仍讓他和家人倍感壓力。　　“遲早都得買，晚買不如早買。”說起當時買房，王鑫說他的目的是不想再“漂著了”，而父母也認為他到了結婚的年齡，應該有一套婚房了。　　自從買了房，王鑫每月要支出3200多元的按揭貸款。燕郊距離城區較遠，王鑫每天上班需要將近兩個小時，十分不便。無奈之下，他又在市區北三環租了一間小屋，燕郊的房子就閑置下來。　　如此一來，王鑫每月花在住房上的開銷就有5000元，這對于月薪8000元的他來說，日常生活開始捉襟見肘起來。王鑫說，自從買房之后，“不敢再參加聚會，就怕哪次消費超標了，那個月就得餓肚子。”對于買房后的生活質量，王鑫用“一下回到五年前”來形容。　　王鑫的朋友陳峰去年年初買了一套位于北五環的房子，小兩居60多平方米，當時的單價在3.5萬元左右，首付需要100萬元。　　為了籌集首付款，陳峰找遍了所有熟識的人，光是從親戚朋友處就借了50萬元，再加上父母的支持和自己的一些積蓄，終于湊夠了首付款。　　“父母都是公務員，一個月3000多元的工資，除去吃喝基本上把攢下來的錢全給我交了首付，那50萬元的借款還得父母幫忙還。”陳峰說，現在的月供占去了自己工資的一大半，買房讓他和父母的生活都過得緊巴巴的。　　租房：近的擠而貴，遠的奔波無盡頭　　“一想起租房、搬家，我的頭就疼。”已在北京工作兩年的陳旭是一名來自山東的“北漂”，談到自己的租房經歷，他用“多災多難”來形容。　　前年，陳旭到北京實習，在中關村附近租了一個床位，月租金400元。不久，陳旭發現自己的物品不斷丟失，“mp3、剛買的書、玩偶，還有500塊錢，都不見了。”陳旭說，“在那兒住的兩個月中，至少丟了2000多元的錢物。”　　陳旭只好搬到朋友那里，這是一間位于大屯路東面積僅8平方米的隔斷間。陳旭入住后，與朋友分擔800元的月租金。“兩室一廳被隔成了五間房，住著9個人。”陳旭說，他的房里除了一張床、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外，什么都沒有，也放不下其他東西。　　由于租客眾多，陳旭每天洗澡、上廁所都要排隊。換衣服、打電話則要在室友眼皮子底下進行。晚上，隔壁屋內的呼嚕聲清晰可聞。種種處境讓陳旭“抓狂”。　　工作半年后，陳旭有了5000元積蓄，第一個想法便是換房。經過一番尋找，他搬進四惠附近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房間，月租金1100元。這套三居室里只住了五六個人，“最起碼有個實墻了”。　　但好景不長，在租住合同到期前，房屋中介通知他，如果續租，需要每月加400元租金。他試圖和中介討價還價，但得到的回應卻是“愛租不租，想租的人多了”，陳旭只能再次搬家。　　這一次，陳旭把家搬到了通州北苑。他想，搬得遠一點，房租會便宜些，居住條件也會好一些。通過中介，陳旭住進了一套與房東合住的兩室一廳，月租金1350元。　　住房空間相對寬敞了，但每天距離遙遠的上下班路卻讓他頗感疲憊。陳旭每天早早起床，擠地鐵、倒公交，一個半小時后才能趕到位于西三環附近的公司。往返至少要花3個小時，“每天回到家都筋疲力盡”。　　私企青年人才群租比例最高　　自去年4月起，北京市團委與市政協社法委青少年工作小組發放了5000份問卷，對北京市青年人才租房情況進行調研，調研重點對象為出生于1980年以后、年齡在16周歲以上、受教育程度在大專以上的在京工作青年群體。　　調研發現，北京青年人才主要通過三種方式解決自己的住房需求，即居住自有住房、與父母親戚同住、租房居住。其中，超過半數的青年通過租房解決住房問題。　　同時，外來非京籍青年主要依靠租房居住的方式解決住房問題，占比超過八成。　　調研報告顯示，通過對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企和集體企業、外資及合資企業、私民營企業工作的五類青年人才住房狀況的比較發現，兩類青年群體住房壓力最大。　　一是私民營企業青年人才，盡管其學歷為大專及以上并有穩定就業、不低的工資收入(平均5109.8元)，但其租住條件相對較差，租住群租房、農村低矮平房和地下室的比例高達16.9%。　　二是黨政機關青年人才，有超過三成的人依靠租房解決居住問題，其中單身青年的房租壓力最大，租房支出占個人總收入的43%。而已婚青年月均房租達3003.9元，在五類群體中最高。低收入與體面住房要求之間的矛盾使他們承受著較高的經濟壓力。　　住房成財富身份地位的象征　　已影響青年婚育　　“如果中國的年輕人都為住房焦慮，哪里還有夢可言?讓年輕人敢于追夢，敢于圓夢是我們的初衷。”青年問題專家、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廉思教授指出。　　他認為，各大城市的房地產價格在近年來不斷攀升，導致當前中國城市青年住房面臨著住房的擁有、支付和租房等三大現實困境。　　首先是供需失衡所導致的住房擁有困境。很多城市的住房市場都面臨著供需失衡的情況，住房進而成為一種稀缺性資源，房產也因此被賦予了更多的投資屬性，使原本失衡的供需關系更加復雜化。　　其次是房價畸高所導致的支付困境。城市青年住房問題的實質是住房支付能力不足，就是購房能力的顯著不足和租房能力的隱性不足并存，而且隨著通貨膨脹和房價的持續走高，青年住房支付能力總體上存在著下降風險。　　再次是房源空置所導致的租房困境。既有研究和調查數據表明，我國各大城市都存在房屋空置問題。空置的住房更多地被當作保值增值的投資品，其資產屬性突顯，而實際供人居住的實用價值則相應弱化。住房在銷售后長期無人居住，即沒有快速進入二手房交易市場進行產權流通，也沒有進入租房市場進行使用權流轉，造成了房源的閑置與浪費，惡化了供需關系，導致了青年租房困境的出現。　　廉思認為，住房的符號價值越來越明顯，它已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居住場所，而是一種投資品，還是財富、身份以及社會地位的象征。是否擁有自有性住房對城市青年的社會經濟地位有著明顯的影響。在城市青年中，是否擁有房、擁有什么樣的房、是否在租房、租住在什么樣的地段、租住在什么樣的小區等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城市青年的不同身份，這種住房身份也成為一種劃分社會群體的標志。伴隨著房價的持續走高，這種住房的身份化象征也越來越明顯。　　調查顯示，隨著城市青年在城市中的發展，部分人會很明顯感覺到來自所居城市的排斥。而住房則是這種城市排斥的主要力量，對城市青年的住房選擇以及遷移性決策有著非常大的影響。部分沒有購房或者沒有能力購房的城市青年會心理上產生“自卑感”與“漂泊感”，感到自己遭遇了有房朋輩群體甚至整個城市的排斥，呈現出較低的“融入”水平。因住房導致的城市排斥現象日益成為城市青年住房問題解決過程中所必須迎接的新挑戰。　　如何解決城市青年租房住房難題?　　租房已成為多數青年在京生活的一個必經階段，且多數青年對于政府解決其租房困難抱有極大期待。　　專家建議，利用房源以房管人、以房留人。調研發現，目前租房居住的青年，如40歲后仍無法在北京租住或購買到穩定的居所，這部分人群中超過七成會選擇離開北京，即便在工作穩定的黨政機關，比例也在57%左右。這一方面突顯了住房對于青年群體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也啟發社會管理者，可以利用住房資源的分配與保障，實現“以房管人、以房留人”的目的，從而起到“留住人才，分流人口”的功效。　　同時，幫扶政策應設計退出機制。工作不滿5年的青年，單位福利相對較少，若獲得的家庭支持有限，只能依靠租房在京居住。這部分群體應成為政府重點服務與關懷的對象。但這種幫扶并非終身制，還應考慮到隨著收入的增加，其住房困境會有所改善。因此幫扶政策應設計退出機制，保證在既有資源總量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擴大政策惠及人群，避免資源浪費。　　可在高新園區建青年公寓，留住人才。專家提出，考慮到北京發展高科技產業的規劃，還可以通過在高新園區興建青年公寓，為高科技企業員工提供房租補貼、住房保障等措施，留住所需要的高層次人才，避免其因過高的生活成本離開北京，預防青年人才大量流失。　　無錫市提供了很好的經驗。2012年，無錫推出“大學生租房政府補貼”政策，不限青年戶籍，具體標準為博士每人每月800元、碩士每人每月600元、學士每人每月500元，兩年內，只要沒有與初次就業的單位終止或解除勞動合同，就可以一直領取租房補貼。　　另外，還要監管租房合同中的霸王條款。針對七成多青年遭遇過的租金隨意上漲、租房權益受到侵害等問題，專家建議，大力整頓房屋租賃市場秩序，加大對租房中介機構的監管力度。監管重點應包括：中介機構資質與準入門檻、租房合同中的霸王條款、中介機構及個人房東違約處罰、網絡虛假租房信息發布等，實現房屋租賃市場的良好運作。　　他山之石　　紐約：禁止“群租房”　　紐約市政府規定，1臥公寓只能住1至2人，2臥公寓只能住2至3人，3臥公寓只能住2至4人，廳不能住人，獨立廚房與廁所必備。任何住宅皆不能非法改建，任何公寓要改變格局，都要向房屋局申請，獲批后方能改造。不允許將地下室裝鎖，加建三層閣，改造成住人房間，公寓的單元隔成多間，否則一旦發現或被舉報，房東要接受嚴懲。　　香港：監管制度嚴格　　香港會對申請人進行全面的經濟狀況審查，通過之后他們才可入住公屋。入住之后的監管更為持續，公屋租戶住滿10年后，每兩年須申報住戶收入和資產，而房屋署也會定期“家訪”，了解住戶情況。房屋署還成立100多人的“善用公屋資源分組”，專責落戶巡查，嚴格審查公屋住戶的收入、資產申報以及公屋使用情況。　　日本：擴充公營房源　　日本為擴展公營住房房源，規定了三個途徑，包括由地方公共團體建設公營住宅，由地方公共團體收購民間住宅，由地方公共團體租用民間住宅。　　德國：完備租房體系　　德國各州、市及鄉鎮都設有獨立機構制定各地段房租價格標準范圍，作為住房出租人和承租人確定住房租金的參考標準，房租漲幅若超過20%就被視為違法，超過50%則構成犯罪。   來自：中國建筑新聞網

天津吸引海內外設計師 “天津創造”為生活添彩

——北寧文化創意中心，連日來眾多市民舉家出行，欣賞構思精巧的創意作品。為參加此次設計周活動，寶島臺灣的設計師們帶來了近百件金點設計獎作品，涵蓋生活日用品、家電、視覺海報、書刊等多個領域。本次展覽還邀請到了世界著名的建筑與工業設計師、日本建筑和工業設計的代表性人物黑川雅之的作品參展。他的餐具套裝作品中，通過橢圓直徑的延伸變化，產生了不一樣的食器，幾個盤子被重疊放在一起又形成了新的造型，放在桌面上猶如一朵一朵盛開的花兒。　　據了解，在國際創意設計活動周期間，來自歐洲的多位設計師帶來了創意家具和家居產品。本土設計師也表現不俗。天津大學建筑學院的獲獎作品“雨幕珠簾”把從天而降的雨水經過創意設計的屋檐遮擋，從特制的孔縫中垂直流下來，在眼前形成一道可以變換造型的別致珠簾。它在商場門前、自家屋檐甚至公交站都可以應用，讓人們忘卻雨水帶來的煩惱，感受大自然帶來的情趣。這些將“藝術范兒”與高科技結合在一起的建筑設計作品甚至吸引了本市房地產專業人士參觀，他們希望借此帶動住宅市場吸收先進的細節設計理念。此外，來自臺灣的李存仁等知名設計師表示有意愿到本市設立設計工作室，與本地專業人才加強交流。　　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文化創意產業研究中心副主任康軍告訴記者，文化創意產品有著“設計為大，文化為本，美學領先，實用有趣”的特點。現代高科技與精品藝術作品的融合，給人們帶來創意的驚喜，還能把中華民族的很多文化傳承的內容潛移默化傳遞給孩子們。在定制制造、設計創新的時代，設計者的潛力正在噴薄而出，中外設計領域交流合作有助于推動“天津制造”到“天津創造”的轉型，用創意點亮大眾的生活。   來自：天津北方網訊

報道稱：上海重慶或將率先試點房產稅改革

法工作。 　　另據了解，2014年2月23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表示將房產稅和個稅改革作為未來重點推進的對象；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后，財政部門首次明確了財稅改革的重點稅種。　　樓繼偉表示，未來中國在繼續推進增值稅改革的基礎上，還將重點推動兩項稅收改革：一是房產稅改革，加快房產稅改革立法進程。二是個人所得稅改革。   來自：搜狐焦點

總理要求避免短期刺激房價進入調整期

的效果，但負面效應比較大。過去的一段時間，我們在一定時期內采取了短期刺激政策，在當時背景下確實是不得已的選擇，但時過境遷，當下經濟形勢已經不能再采取短期打雞血療法了。原因主要有三點：　　一是以前經濟低迷，可以采取拉動房地產經濟的辦法，來刺激投資。如今房地產體系本身就存在巨大問題，有些地方房價嚴重背離其價值，已經形成了巨大泡沫。如果再采取刺激政策，那么中國房價雄冠全球日子也就不遠了。根據歷史上房地產泡沫教訓，這是一件能夠擊垮金融體系與經濟體系的危機。最近一段時間一些地方發出放松調控政策的呼聲，其實關鍵性的調控政策早已經名存實亡，這些地方發出的聲音是索取更大刺激政策，而非一般性放松調控政策。但從目前來看，管理層決心是非常明確的，不能靠房價增長來造成增長幻覺，而是要三管齊下，治理過去留下的頑疾，從而推動經濟持續發展。　　二是我們的M2增長速度過快，對老百姓的生活影響非常大。一些專家或許根據某些舊標準或舊理論指出我們不存在貨幣超發，但在實際生活中老百姓感到一百元的購買力顯著下降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理論與現實明顯背離呢?關鍵是老百姓真正用到現金交易的，非常少。南京某位居民買房，被迫要用現金交易，不得不求助于警察才敢交易。大量財富表現為房地產“價值”，隨著這些年房價上漲，居民之間財富分配差距越來越大。大量的貨幣被吸納在這里面，大量財富表現為不動產。過去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紙幣體系如果沒能管好，很容易造成社會巨大動蕩。因此，靠印鈔機來推動經濟增長，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最大的危險不在于它會帶來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暴漲，而是在于它會迅速瓦解社會信任體系，促進貧富分化，從而危及社會穩定。　　三是我們過去經濟發展主要依靠數量和規模取勝，但全球都處于過剩周期，大規模與數量多已經很難再構成優勢。過去我們總是強調我們GDP增長速度，我們的思維被限制這條捕蠅籠中了，如今我們打開這個捕蠅籠，主要強調經濟增長的質量與價值。這需要實實在在的創業與創新，創業與創新不是在紙上闖，而是在現有經濟框架下去突破。制約創新的核心部分李總理說得非常清晰，行政審批過度，辦一個證需要非常長的周期才能辦好，這增加了生產和交往成本。　　就房地產市場而言，全國樓市處于驚變期，媒體報道稱，在樓市降價預期不斷強化的背景下，觀望情緒抬頭，一些購房者選擇延遲入市，以期房價有所下跌，樓市向買方市場轉變。中原監測數據顯示，4月份6個重點城市二手住宅成交總量較3月縮減約1成，市場活躍度的降低使得價格壓力加劇。一向牛氣沖天的樓市，為何在短期內變臉，上述導致經濟增長變緩的原因同樣是其內在原因。然而，正常而非過于寬松的信貸政策，效果不僅很直接，而且影響非常廣泛。一些地方政府開始對樓市實施刺激政策。4月以來，無錫、南寧、銅陵、杭州蕭山區等地紛紛出臺政策，通過調整限購范圍、放松戶籍限制、提供財稅支持各種方式，為樓市調控政策“松綁”。其中的銅陵救市政策，是最為直接而且毫不隱晦。個中動機毫無疑問是為了保護土地財政的命根子。　　總理要求避免短期刺激政策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如果能夠在各地落地，相信樓市會迎來一輪調整，也許房地產回來多年一直高燒不退的非正常局面。也說明我們的管理層為了樓市健康發展乃至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做好了壯士斷腕的決心與準備。這些年來過于依賴房地產與貨幣的思路已經走到了盡頭，糾偏無論早晚，都要著手去做的，再拖下去也不是一個辦法。   來自：中國建筑新聞網